不管老百姓如何漠不关心，反正沪宁杭和济南、北平、广州等地的报刊上这几天如火如荼的都是对宋案的猜测，甚至有的连细节都刻画得惟妙惟肖。好像这些报纸的编辑都是赫克尔.保罗转世一样。
早在7月23日革命党在上海召开的追悼宋遁初大会上，革命党要人就一口咬死北方某要员是杀人主谋：孙武诬指“军队某当局”主使；沈缦云指控“军装杀人”；乔夫的致哀代表马君武则说什么：“宋先生之死，实死于官僚派之手”；汪昭明则直斥北方联省自治政府为“**政府”、“假共和”、“强盗政府”、“杀人机关”，公开号召：“吾人须准备对付之方法，对付不了，则推倒之。不胜，则继之以血战”；潘仲荫则大呼：“杀宋先生者非他，吴氏奸雄是也！（大拍掌）吾人继宋先生未竟之志，第一当不承认吴氏为北方自治政府的首脑”；
吴宸轩弱弱的说一句“俺是国防部总长，从来就不是北方联省自治政府的首脑，那个自治政府联席会议主席是徐菊人徐老啊。您骂错了，要不改改再骂？”徐菊人一对卫生球眼对这个毫无节操的老大表示自己的崇拜之情。
革命党们骂的正是起劲，没有人愿意在乎吴宸轩他们的辩解，骂错了是常有的事情。反正革命党嘛，骂错了就骂错了，认错的不行。你有本事来南京咬我啊，吴宸轩一向对自己的下限没有信心，不过待革命党骂人的火力全开，吴宸轩才发现自己连“踹寡妇门、挖绝户坟”的坏事都做了不老少，突然觉得自己干的那些恶行其实也没什么嘛，至少和革命党描绘的那个恶贯满盈的大魔头比起来，真实的自己还算得上纯洁无邪。说到此处，一起开会的军政两边的大佬们纷纷起立鼓掌表示赞同，同时为自己的老大继续突破无耻的下限而表示自己由衷的钦佩之情，然后集体转身奔向水龙头那里去清清肠胃了。
革命党的浙江代表陆颂橘则说：“我说主犯并无别人，必系想做北方霸主的那一个人”；黄膺白也号召推倒吴宸轩等北方官僚：“非推倒吴氏不可。欲推倒吴氏，微论吾人，老死继以幼，男死继以妇。即就今日到会二万人而论，有何一吴之不可倒？！”……最奇怪的是，留学英国的法学家、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也参加了大会，对同志们这些肆意践踏法律的言行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看来真是“一入革门深似海，从此节操是路人”啊。
由此可见，当时革命党“南派”真正关注的，不是通过法律手段查明真相，而是借此案倒吴，以一劳永逸地消除他们对吴宸轩等一众土鳖官僚们窃国的隐忧。因此，刺宋案对他们来说其实不是杀人案，而是有力的政治*斗争工具，通过它可以达到倒袁的政治目的。至于蔡鹤卿他们这些曾经的革命同志期望革命党人“为人道计，为大局计，必得使法理与事实，两得其平”完全是一厢情愿。乔夫、胡传儒等辈关心的不是人道也不是大局，更没兴趣遵循法理，尊重事实。
因此，革命党内部所谓“法律解决”与“武力解决”两派的分歧，不过是手段之争，那“解决”指的不是将宋案查个水落石出，而是借此结果老吴同学。宋遁初7月16日逝世，23日应桂馨被捕，24日租界捕房从应家搜出密件，25日乔夫从南京抵达上海，还不可能知道密件内容，但他当晚就与黄克敌等人商讨对策，“决议无论如何按正当之手段，诉之于世界之公议，而将吴氏排斥之”，计划由参议院提出弹劾国防总长吴宸轩案。这就是他们为何自始至终闭着眼睛嚷嚷，只专注于斗倒老吴同学，毫无兴趣通过法庭调查追出真正的幕后主谋来。
革命党这么干可以理解，但最不能原谅的还是革命党人的御用史学家们。他们的机关报不必说，就连丁中江和陶菊隐这些海外的史学人士在其史学著作中也都只敢按着革命党定下的调子跳舞，蓄意把应桂馨的自辩全文中的要紧处略去。不能不慨叹中国史学研究之难，完全在于革命党等政治家们的御用史学家们为后人刻意制造了障碍。
不过在上海的市面上，其实并不是革命党的“吴氏刺宋”的论调占据上风，很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这与近期的国会大选有关，作为大选失败者的革命党。虽然乔夫力邀宋赴宁共议国事，但是私下里革命党对这个三个月以前的同志非常痛恨，党内打算清理门户，天诛叛徒的不在少数。宋遁初遇难时，他的助手之一北一辉（就是后来成为力主侵略中国的日本法西斯鼻祖，可不是凤凰座的青铜圣斗士）也在上海，目睹了尸体入殓过程。因自发组织刺宋案真相调查团，他被日本驻沪领事勒令回国。在日后出版的《支那革命外史》中，他认为刺宋主谋是陈英士。
刺宋是陈琦美主使的说法在当时就甚嚣尘上。原因之一是陈惯用暗杀手段。其中最著名的一例是行刺同属革命阵营的广东洪兴会副会长陆正雄。凶手正是陈的得力助手常凯。在常凯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看总理（乔夫）致蔡鹤卿先生书，益愤洪兴陆正雄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陆，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
另一个原因是陈琦美与应夔丞渊源颇深。陈琦美，1878年生，湖州人，于1903年来到上海，在一家丝栈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