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我们朝廷上层对军队管理也有问题的，军分四种，中央禁军、诸州镇兵（也称厢军，禁军厢军都在脸上刺字以防逃跑，称为配军）、乡兵（相当于民兵，不在政府编制）、蕃兵（政府在西北边疆招募的羌人部族团体，打仗时往往充作前锋）。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之所以这样，是为了消除地方武装对中央皇权威胁，订制出了这整套以文制武、兵权分立的措施，使军队内部互相牵制、动辄掣肘，弊病丛生。正如贾昌朝所言：今陕西四路总管而下铃辖、都监、巡检之属，悉参军政，谋之末成，事已先漏，甲可乙否，上行下戾，主将不专号令，故动则必败。再加上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战争时战区司令皆由文官或太监担任，而且改变战略必须经过皇帝同意，战场上不能当机立断，优柔寡断必受其害。但防边根本不用厢军，需要调用禁军。朝廷的用意始终在防守。更关键的是，朝廷怕军队中出现第二个宋太祖这样的黄袍加身的厉害人物，所以规定禁军分番戍守，也就是一年戍边疆，一年调中央，一年再换个边疆。军队来回折腾，将军则原地不动，兵不知将，将不知兵。
再加上其弟宋太宗订制的将从中御政策，更胜一筹，当部队出征时，他预授将帅阵图，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因地因时，便宜行事的指挥作战的起码要求。而远幽居深宫、远离前线的皇帝和二三大臣，却天马行空的依据主观臆测，随意制定作战阵固，错误地钳制剥夺前方将帅的机动指挥权，极大地扼杀了主将战场上临机应变的主观能动性。这种错误的做法沿用至今，使北宋本来多而无用的弱兵，如今祸不单行，陷入指挥被动，连吃败仗成为必然。
现在朝廷要养如此一支庞大的军队，对我们经济发达的大宋来说也是非常吃力，因兵额增长太快和官员中饱私囊而总感力不从心，难以为继，于是朝廷便开了允许军队经商的先河。此风一长，军队训练更加废弛，有的更无所事事，有的甚至积极走上商贾之列，平日多从事纲运（即官府长途贩运）杂役，甚至士兵不用练兵，从早到晚的织毛缎，成了纺织工人，官员自然财源滚滚。业精于勤荒于嬉，天道酬勤，兵贵酬练，这种忙于繁琐杂事，武艺荒疏的军队，甚至连对于西北小邦西夏也屡战屡败。而且这种允许部队经商的政策使部队战斗力大大削弱。危害不单于此，由于朝廷大部分收入都要拿来养军队，不可避免让底层人民更雪上加霜，横征暴敛，穷兵赎武，加剧了大宋贫富的差距，让财富更加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给社会造成了不稳定的因素。象如今京城的富户遍地和穷人沿街乞讨就是鲜明的例子。而且从宋太宗时期开始就有大批军用物资在库房霉烂，现在的军用物资更是征集在官库，内殿库房所积绢三十二库都装不下，又积二十库。即便逢灾年朝廷都舍不得赈灾，要留给军队，直至腐烂。”
我看朝廷上的各位王公大臣听得津津有味，若有所思的样子，继续说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所以我们必须全面重视我们的军队建设，更想有效的对我们大宋的军队进行改革和整治。首先我们要从思想上重视文韬武略，双管齐下，进行军队思想教育，如今大宋经济条件与日俱增，生活条件日益小康，风花雪月，饮酒作诗，岁月如此美好，让大宋人更加贪生怕死起来，我们必须让他们明确当兵不怕死，怕死不当兵，人终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有国才有家，没有国也就没有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其次，要逐步缓慢的进行精简军队，最后达到至少裁军50万，不能让这些冗兵成为危害朝廷的毒瘤，彻底废除军队可以进行买卖的相关条例。
再次，要切实提高军队的素质，狠抓军队战斗力，提高实战演习的频率和力度，要培养他们大敌当前，临危不惧，有勇有谋，奋勇杀敌，军事讲究的是出其不意，以少胜多，兵贵神奇，而且要听朝廷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以质取胜。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知己知彼，百战不贻的指导原则，长期坚持进行行之有效的军事训练，选拔优秀，勇敢的人员，弘扬武术，提倡文韬武略，不可偏废，全民练习，全民皆兵。
然后，要他们熟读孙子兵法，人手一本。孙子站在新兴地主的立场上，用比较先进的思想和方法观察战争，旗帜鲜明的从理论上支持战争，号召人们积极研究和参加战争，他提出的四战思想重战思想，慎战思想，备战思想，善战思想构成了不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