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之中，甘奇正在答着胡瑗的话语：“先生，中秋将近，学生准备办一个中秋诗会，邀请汴梁城内众多年轻士子前去赴会，诗会的名称就叫作中秋慈善诗会，到时候学生会在诗会之上带头捐款，也会发动学生士子们一起捐款，所以想请胡先生到时候带着太学诸位博士学究们同去。”
慈善晚宴什么的，对于甘奇而言是小套路，对于这个时代而言是新鲜事物。但是胡瑗光凭这个名称，也猜得到甘奇要做什么。
胡瑗便也知道甘奇为何要来请他去参与诗会了，坐镇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胡瑗的身份不同，就凭礼部里一半的官员是胡瑗的学生这一点，就能让在场的那些学生不好意思不捐款，这才是目的。
甚至还可能有许多富裕家庭的学生们，会在胡瑗面前争先恐后去捐款，想在胡瑗面前留个好印象，能在胡瑗面前留个好印象，胡瑗以后随便与谁提上一提，其中的好处不言而喻，就算胡瑗不与谁提，胡瑗自己记住了这个人，来日这个人若是想入国子学里来读书，也先有个好印象。
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在胡瑗面前露脸，好处多了去了。胡瑗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是胡瑗这个人，在如今的文坛身份地位都不一般，对于普通学生来说，影响力可不比宰相差多少，特别是那些当个一年就被撸了的宰相。
在宋朝，许多人说胡瑗堪比孔孟，连王安石在胡瑗死后，也直接说出过这种话语。到了明朝，胡瑗直接被称作为“先儒胡子”，胡瑗变成了胡子，这个意思就是与孔子孟子并列在一起了，胡瑗的灵位，也直接与孔子供在了一起享用香火。
胡瑗嘿嘿在笑，还连连点头：“嗯，道坚这个办法不错，老夫这张老脸面，若是能变成钱去赈灾，倒也可以卖一卖。”
老头通透得紧，甘奇也会心一笑：“多谢先生。”
读书阶层，在古代从来都不是穷人，读书阶层就是富裕阶层的代表，家里能供养读书的，大多不穷。寒门士子这个词，其实也并不是代表穷人的，在古代，能称之为“门”的，就不是穷人，门第门第，穷人是没有门第的。寒门，只是没落了的贵族，只要家里还有书，就还有门，如果连祖上传下来的书都没有，就没有门了，也就称不上寒门了。
真正的穷书生，其实是少之又少的少数。因为读书，是穷人负担不起的事情。哪怕蔡确，说自小家穷，寒门出身，这种穷也不是真正底层人民的那种穷，是读书人圈子里面的穷人，可能买不起很多书，给不起很多学费，笔墨也用得差，但是他还读得起书！
不论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家里若不是能有租子收的，不能脱离生产劳动的，就不谈读书了，吃饱饭这一件事，就要占据人生绝大部分的时间，还谈什么读书？极个别有其他境遇的可以例外。
所以儒生之中，没有穷人。
甘奇要办一个中秋慈善诗会，就是为了在这些富人中弄点钱出来。
有胡瑗帮助，事情差不多就成功了一半。这种事情上，胡瑗比包拯的面子更大。
其实甘奇不仅要办慈善诗会，还要办慈善球赛，门票收入，那些赚了钱的赌客心情大好捐一点，参与球赛的商家给一点，全部拿来赈灾。
到时候那场面，必然震动整个汴梁城。
以往的慈善之事，都是大户人家各自去做，放粮、施粥、铺路架桥之类。
甘奇这算是第一次办起了真正大规模的慈善活动。
这大概就是甘奇要的政治资本了。
但是许多事情，似乎也没有甘奇想的那么简单。
朝堂之上，也正在商量黄河决堤之事。
仁宗赵祯坐在书房之中，韩琦，富弼，刚刚当上参知政事的曾公亮，枢密使田况，副使张昇，三司使张方平等人皆在，刚当上御史中丞的包拯也在，连王安石这个度支判官也站在人群最末尾。
御书房里几乎挤得水泄不通。
赵祯正在发问：“六塔河两次决堤才过二年多，河北各地刚刚恢复一些元气，缘何这原武县又决了？”
说到六塔河，就不得不提仁宗皇帝人生中作大死的一件事了，那就是给黄河改道。
为何要人为的给黄河改道？因为以前有个叫李垂的“民间科学家”，他当过河北几地的知州，他通过研究，发现黄河从古至今，一直在改道，河道越来越往北了。
然后他下了一个定论，就是任由黄河这么发展下去，有一天黄河肯定还会往北改道，再往北改道，总有一日河道就进入辽国了。河道进入辽国？那还了得，辽人的大军，那不是坐着船就可以直接一路南下了吗？挡都挡不住，国之大患。
然后李垂就不断宣扬这种理论，不断给仁宗皇帝上书，一定不能让黄河再自己改道了，咱们得把黄河改回来，改回千年前的旧河道，就是用人力把黄河河道往南引。
仁宗开始还并不真当回事，但是庆历八年，黄河又自己改道了，往北改了几里。这回李垂的研究得到了验证，李垂有先见之明，仁宗与朝中诸位大佬回头一想，都觉得李垂说得很有道理。
怎么办？终于，在两年多前，仁宗与朝中诸多大佬决定干了，把黄河往南掰。当然也有反对之声，比如欧阳修就反对过，时任河北转运使的周沆也反对过，但是没有用，人微言轻。
改道的方法，自然就是得把黄河挖开另外一个口子，把水引入六塔河。
然后黄河